第五章 一厢情愿 (第2/2页)

他说完就一口气喝下去了。

毛华平话不多，张着嘴一脸的傻笑，仰视着我也跟着喝了一小杯儿。我的酒量还可以，一杯很快就喝下去了。

海儿又满上第二杯，大口的吃起菜来，一付苦尽甘来的样子。

海儿嘴嚼着菜手放下筷子用兄长般的口气对我说道：

“铁儿啊！有没有意中的女孩儿啊？有了我帮你做主，请她来吃我烧的饭，你就看我烧的这几道菜，哪道不是像模像样的？”

我本来就是个爽快的人，又喝了酒，就口无遮拦了。

“四楼劳资科有个女孩儿，穿一身洁白的连衣裙，看上去又高雅又漂亮，我蛮喜欢她呀！可是我连话也没和人家说上一句，更不知她的芳名啊？”

我实话实说道。

海儿微微地笑着对我说道：

“好办，好办，你就看我的吧！”

我们酒喝到很晚，三人喝光了一瓶双沟大曲，海儿又提出要去看电影，我和华平马上响应了。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转眼间就是十一月份了，室里安排我和祝工、朱工三人去一江之隔的张家港出差。我们三人从江城港坐上一条木制机动船，过江后转乘中巴车才到张家港市。

城市不大，和江城下面的江州县城差不多，满街破破烂烂的，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物，不断扬起灰尘的马路又窄又湾，街上的行人土得连江城的乡下人都不如，就是这样一座江南小县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有好多女孩儿去首都北京打工，替中央领导家当保姆，然后她们再想方设法接触高层、认识名流，为张家港市招商引资。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有好多国家级的重点项目落户该市。今天张家港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很迅猛，远远超过了我们江城，最早成为国家级卫生文明城市，我们不能不佩服人家的头脑和手腕。

人们常说：“脑袋决定口袋，细节决定成败。”不是没有道理啊！

祝工是个话匣子，出差的一路上就他爱讲话，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风花雪月，他一直是滔滔不绝地讲给我和朱工听。

他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徐州设计院的党委书记是解放前南下的干部，解放时已是正团级，当时已年过四十，组织上安排将一名年龄小他19岁的护士给他结婚，后来双双转业到地方，男的就当了党委书记，女的安排在地质勘探队当资料员。女的长得相当漂亮，身材修长，脸蛋又好，当时地质队有一个小伙儿刚刚大学毕业，身材高大魁梧，不知怎么搞的就和这个女的搞上了。有一天女的请小伙给她家送煤气罐。然后俩个人在家就干起来了，可巧的是书记那天刚好把一份材料拉家里了回去取，当他打开房门时，发现房间里一男一女正在热火朝天地干着。书记的响声惊动了他们俩人，俩人非常尴尬。小伙儿恨不能钻进地缝儿里，倒是那位书记非常冷静，他轻声地对小伙儿说道：不碍事！不碍事！你们继续忙，我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讲完后祝工还不忘补充说道：

“原来这位书记在战争中负了伤，已没有性功能，更不能生育。这个女的就一直照顾着他，那时候嫁给领导是不能离婚的，所以书记也很人性化，知道女的有需要，也没有责怪她，后来书记把那个小伙儿提拔为勘探队的副队长，这事在徐州市一时传为佳话。”

朱工比祝工稍长两岁原在广西柳州工作，原籍上海崇明县人，他回不了上海，就转道回了江城，他话虽不多，但说话又快又爽，脾气耿直，性子火爆，这一点就看他那直愣愣的外表就差不离了。

我们在张家港市逗留了三天，在220kv变电所里，我稀里糊涂的不知道看了些什么，我迷迷糊糊地去了又迷迷糊糊地回来了。

傍晚时分我回到小二楼的宿舍里，海儿正在烧着一条鳊鱼，他一边烧菜一边哼哼唱唱，一手操着铲刀，一手夹着香烟，耳朵后边还夹着一根备用香烟。他见我回来了，急急忙忙地对我说：

“回来得正好，快吃饭吧！晚上我们一起去工农电影院看电影，票我都买好了，不过我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就先买了两张，一张给了任建勋，后来问了你室的陈国建，说你今天到家我又给你补买了一张。”

我很高兴！心里暗想：

“还是老同学好，亲自烧菜为我接风不说，还请我看电影。”

海儿看着我掩不住高兴地说道：

“你不回来我们太冷清了，总像是少了点儿什么似的。”

听沈海儿这么一说我内心更加激动地说道：

“我有那么重要吗？”

“那是当然，你那么有才，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们大家都难过死了！”

说完海儿忍俊不禁地大笑。

电影院就在我们宿舍东边约一公里远的地方，海儿和任建勋坐在一块儿。我的票是后补的只好一个人去找座位。当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刚刚坐下时我发现邻座有一位矮矮胖胖的青年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他对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得我有些莫名其妙，我也看他，当我看到他的衣服袖口上的三道蓝杠时，我才想起了那是局用电监察班的制服，我努力地回忆着在哪里见到过他，见到过这个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终于他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只见他那张似笑非笑的圆脸上出现了一丝尴尬和惶恐。我敏感地意识到这里一定有什么故事。

“不会是海儿安排了什么圈套？”

我在心里暗自想着。

第二天在食堂里我又看到了那位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用不怀好意的眼神轮流盯着我看，还不时对我指指点点的，我没有理会他们，打好饭菜自顾自地吃完走路。

接下来的几天平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工作和生活平静得像一潭秋水。

本年的最后一次科室支部大会结束后，我所在的支部书记包若景把我留下来谈话。

包书记面孔非常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宋朝包拯的后代，他说话很和气，夹带着北方口音，他对我说：

“小苗啊！你来设计室工作也有几个月了，大家对你反映还是不错的，工作上手快，能独立完成室里交办的工作任务，这些都是好事啊！”

我正襟危坐目光始终注视着他的黑脸，然后用十分谦恭的态度对包书记说：

“请书记教导，这几天又是画图又是出差，没能向书记做思想汇报！”

包书记看着我说：

“没事，今天我找你完全是个人行为，不代表组织，其实这件事也很正常，不需组织找你，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况且你也没有什么出格。”

我一时莫名其妙，便问道：

“包书记，发生什么事了?”

书记照直对我说道：

“你是不是写了一封向劳资科周雪求爱的信？”

我急急地说：

“我没有，没有的事，绝对没有啊！”

书记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他递给我说道：

“呐—！信给你！人家已经有主了，男方是局里蒋副局长的公子，在局用电科工作。周雪的爸爸就是用电科的周科长，周雪把信交给了她爸爸，他爸爸很生气，以为是恶作剧，就来找我，我看这也没什么问题，就对他说了这很正常，还是冷处理吧！”

包书记抽着烟，继续对我说道：

“他们后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你把信收了吧，此事就到此为止！”包书记很和善地和我谈了话，我还能说什么呢？

但我觉得还是要给包书记说清楚：

“这信绝不是我写的，这事儿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懂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那层意思，极有可能是沈中明替我写的，我心中有点数，因为我在小沈面前夸过周雪长得好看的。”

书记见我说了直话，就对着我摆摆手说：

“不说了，到此结束。”

我从会议室出来把那封信揉成一团，扔出很远。我像做错了事儿的小孩儿一样，不敢用眼正视大人。

我连信的内容都没顾得上看就扔掉了。我没有追究海儿，我知道他不是恶意的，都是我心直口快把对一个女孩儿的好感说出来了，才让他导演了这样一出戏。

事虽结束了，但却深深的刺伤了我的心，我是农村孩子，父亲又是“捧老牛屁股”的农民；我是拎着蛇皮袋子来供电局报到的穷酸学生，在婚姻的天平上，我没有砝码，怎能与他人竞争？怎能与他人平衡？

海儿也因做了这件事自觉得对我有些内疚，平时对我格外地友好和亲近。

太阳依旧东边出、西边落，只是在我的心里多了一份失败、一份失落，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