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曾巩与吕公著：反对新法的皆是好人 (第2/2页)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

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著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著，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著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著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著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四月初八贬吕公著为颍州知州。

吕公著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曾巩这儿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在神宗眼里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一泡“臭狗屎”。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著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苏轼的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